最難寫是編者話

醫人,由醫心開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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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屆中學文憑試DSE出了3男3女的狀元,6 位同學不約而同表示將來都想行醫,到底香港社會是否有病,需要那麼多醫生呢?

記得每年公開試放榜後,傳媒循例會訪問各位狀元有什麼抱負,筆者印象中同學們的答案,不外乎醫生、律師或工程師,都是偏向理性型的專材,今日的香港,是否多醫好幾個病人、多解決幾宗法律訴訟或者多起幾層樓,社會就會幸福呢?論硬件配套,香港算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城市。是否仍然需要投放那麼大的力度到其中呢?

這同時帶出另一個值得玩味的問題,我們的教育制度是否出了問題?為何從來沒聽到狀元們有意從事文創工作?人各有志,我無意質疑同學們的志向,只是香港的教育制度,一直輕視了文創的重要性,魯迅棄醫從文,就是看出醫術再高明,也只能救治一個人的皮囊。只有從文化角度出發,感化人心,才可以救贖到更多人。今日的香港,文化低落到連香港人都不自覺的地步,以前就話電視送飯,現在的電視節目,還有多少人收看?以前的香港,雜誌種類眾多,有講車的、有講模型的,當中又可以細分為遙控模型、軍事模型…等等,另外講電影的、講攝易的、講潮流的….多不勝數,那是因為當時的人有細藝,閒時願意鑽研嗜好。只是不知由何時開始,這些都消失了,到今天人的嗜好高度同質化,就是玩手機。

長此下去,香港還有什麼前途,現在的人,開口閉口說香港不適合人住,講這句說話前,有否反思過自己可能是幫凶之一?今日的香港,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醫生律師工程師,而是像魯迅這種有志以筆鋒警醒世人的熱血之士。